清明時節，浙江省桐鄉市烏鎮開啟傳統的“香市”盛會，為市民和游客呈現踏青游春、蠶花會、清明美食、民間戲曲、踏白船等眾多特色民俗活動，讓人們在春暖花開之際，感受江南古鎮春季特色民俗之美。記者 徐昱 攝

長期以來，我國城市群建設一直存在著“重經濟、輕文化”的傾向，雖然經濟總量、交通基建等面貌一新，但文化“軟實力”發展滯后，城市建設“重形失魂”，嚴重制約著城市群可持續發展。一些專家學者呼吁，我國亟待扭轉“重經濟、輕文化”的城市群發展路徑，培育具有鮮明層級體系和積極協調作用的城市群文化機制，重建和復興不同區域的“小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認同凝聚力，構建“文化自信型城市群”。

文脈斷裂、面孔雷同 城市個性缺失

提起濟南老火車站，是縈繞在濟南市民心頭的痛。這個始建于1904年的火車站曾是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座日耳曼式建筑群落車站、亞洲最大的火車站，曾登上清華、同濟的建筑類教科書，也曾被戰后西德出版的《遠東旅行》列為遠東第一站。1992年，為擴大站場，火車站被拆除。

濟南老火車站的命運只是時下城鎮化進程中歷史遺跡遭受破壞、城市文脈被割斷的一個縮影。此類現象在京津冀地區也在上演。據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區域規劃研究所副所長陳明透露，隨著北京城區“攤大餅”式的向外擴張，同時天津、河北向京城靠攏發展，布局了大量的工業園區和居民小區，在北京周邊形成了“鐵圍子”。在此過程中，此間分布的歷史文化廊道遭到不同程度破壞，許多歷史遺跡已經消失。

據統計，全國大約有44000個古代遺址廟宇和其它文物遺跡已經消失，而仍然保存的遺跡中的1/4處在破敗的維修狀態。許多遺址沒有得到保護，在新的建設工程中被拆除，僅陜西省就有3500多文化遺址已消失。

一邊是肆意毀壞歷史遺跡，一邊是熱衷建高樓大廈、搬來洋建筑，導致城市“千城一面”，怪誕媚洋。許多城市都規劃建有北美風情、歐陸風情的住宅社區、“特色”小鎮，并冠以“洋名”：佛羅倫薩小鎮、巴黎公館、加州花園、曼哈頓廣場等。

“我們600多個城市已經基本失去了個性，文脈模糊、記憶依稀，歷史遺存支離破碎，文化符號混亂。”著名作家馮驥才這樣評價。兩院院士吳良鏞也指出，個性缺失是我國城市建設的最大弊端。

重經濟、輕文化致“軟硬失衡”

長期以來，我國城市發展重視經濟指標增長、硬件設施改善，而常常忽視文化建設，雖然經濟總量、交通基建和人口規模增長很快，但“城市病”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更讓人憂慮的是，“重經濟、輕文化”發展路徑導致發展失衡，嚴重制約著城市群的可持續發展。

中國傳媒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院長范周指出，理想的城市群是一個在人口、經濟、社會、文化和整體結構上具有合理層級體系，在空間邊界、資源配置、產業分工、人文交流等方面具有功能互補和良好協調機制的城市共同體。“事實上，文化作為一個城市的靈魂，在彰顯城市人文特色、增強城市文化身份認同等方面，可以發揮出獨特作用。”范周說。

法國名城戛納曾是一個小漁村。1939年，法國為對抗當時受意大利法西斯政權控制的威尼斯國際電影節而創辦了戛納電影節，讓戛納走上城市發展的快車道。經過幾十年發展，戛納國際電影節已躋身世界最大、最重要的四大電影節之一，每年吸引超過30萬人前來參加，給城市帶來巨大經濟效益和良好口碑。戛納也因此一躍成為世界名城。在世界范圍內，“浪漫之城”巴黎、“音樂之城”維也納、“文學之城”斯德哥爾摩……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文化具有高附加值、高滲透特點，與金融關聯、與科技嫁接、與互聯網共生，是產業融合的重要推力。”范周指出，文化與經濟相融合已成必然趨勢，成為城市群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以杭州為例，近年來，杭州以其獨特的良渚文化、絲綢文化、茶文化，以及流傳下來的許多故事傳說為代表，注重傳統市井街巷與現代生活的自然過渡，形成了獨特的“錢塘繁華”和“休閑雅致”的外部文化認識，以此帶動了城市文化競爭力的提升。文創產業成為引領產業創新和發展的重要力量，2016年，全市文創產業增加值達2500多億元，增長21.2％，占全市GDP的比重23％。

重慶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彭勁松認為，以文化為基礎形成的城市群，在發生要素流動、商品交易以及其他社會交往中的交易成本或摩擦成本就會減少，利于維系城市群的發展和正常運行。比如長三角、珠三角、海峽西岸、成渝等城市群，分別由吳越文化、嶺南文化、閩南文化、巴蜀文化所支持，在增強城市之間文化認同和凝聚力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填補“文化空白” 構筑“城市之魂”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等專家建議，面對城市群“文化缺失”狀況，我國要扭轉“重經濟、輕文化”的城市群發展路徑，推進城市規劃理論方法和體制機制創新以及法律法規保障，切實保護和傳承城市文脈，努力構建“文化自信型城市群”。

一是做好頂層設計，強化政策和機制以及法律保障。以城鎮化進程中文化建設的內在規律為依據，不斷完善文物、古建、歷史街區保護、非遺、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等各項法律法規及配套政策和規章制度，建立起城市文化保護與文脈傳承的制度體系。

二是推進城市規劃理論方法和體制機制創新。建議由國家相關部門牽頭，從文學、歷史學、語言學、哲學、藝術學、社會學等傳統學科及城市科學、文化研究、文化產業等新興學科中遴選專家，深入開展基礎理論研究，研制與國際社會相對應的我國文化規劃標準體系，為我國城市群的規劃和建設提供科學理論和戰略指導。

三是堅持統籌協調，整合社會資源。要充分調動社會力量、民間資本參與城市文化保護與文脈傳承。實現資源、渠道整合以及保護、傳承主體和方式多元化。要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新興技術，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讓城市文化“活起來”。

此外，建立科學評估機制，實現動態管理。要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動態跟蹤管理機制，做好統計監測和績效評估，并根據評估反饋不斷調整管理方式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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